作为我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的重要拼图,《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跨境腐败法(草案)》首次以专门立法形式系统规制跨境腐败行为,既锚定全球反腐败治理的中国立场,也为境内外主体的跨境活动划定了清晰的廉洁红线。对于反舞弊与合规领域而言,草案不仅强化了跨境腐败的执法震慑,更将企业跨境廉洁合规从行业倡议升级为法定义务,开启了我国跨境腐败治理的法治化新阶段。
一、立法定位:三重目标下的制度奠基
草案的出台,既是我国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义务的必然要求,也是应对跨境腐败新形态、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现实需要,其核心定位体现在三个维度:
第一,反腐败治理的跨境延伸。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度推进,腐败行为的跨国性特征日益凸显,人员外逃、资产跨境转移、跨境商业贿赂等问题对传统属地管辖模式形成挑战。草案填补了我国跨境腐败专门立法的空白,将反腐败治理从境内拓展至全链条跨境场景,实现了反腐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向境外的延伸。
第二,维护国家主权与发展利益。针对部分国家以反腐败为名推行不当域外管辖、对我国主体实施歧视性措施的情况,草案第六条明确规定,外国违反国际法以反腐为借口遏制打压我国公民、企业的,我国有权依据《反外国制裁法》采取反制、阻断措施,旗帜鲜明地反对反腐败工具化,为我国市场主体跨境经营提供法律盾牌。
第三,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草案第五条明确提出 “维护正常跨境经营秩序,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通过明确规则、稳定预期,既约束境内外主体的腐败行为,也保护合法跨境经营活动,为 “一带一路” 建设和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廉洁保障。
二、定义扩容:五类行为全覆盖,管辖边界清晰化
草案第三条首次从法律层面明确了跨境腐败的五大类型,构建了 “行为跨境 + 主体跨境 + 结果跨境” 的全维度认定标准,彻底厘清了跨境腐败的内涵与外延:
跨境行贿类:涵盖境内主体向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以及境外主体在境内向上述人员行贿两类情形,直接对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贿赂外国公职人员罪规制要求。
跨境受贿类:针对境外主体向境内公职人员、特定关系人及国有单位行贿的行为,同时覆盖关联受贿行为,管住了 “引进来” 过程中的腐败输入风险。
境外职务腐败类:境内公民、企业及分支机构在境外实施的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犯罪,回应了中资企业境外机构职务舞弊、国有资产流失的监管痛点。
跨境关联腐败类:行为部分在境外、结果部分在境内的同类性质腐败行为,以 “行为地 + 结果地” 的复合管辖标准,封堵了通过跨境切割规避监管的漏洞。
逃匿与资产转移类:涉嫌腐败人员逃匿境外、跨境转移腐败资产的行为,将追逃追赃的前端预防纳入跨境腐败治理范畴,强化了全链条治理逻辑。
三、机制重构:监委牵头的协同治理体系
草案第二章确立了 “国家统筹、监委牵头、部门协同、地方联动” 的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破解了以往跨境腐败治理权责分散、衔接不畅的难题:
(一)国家层面的统筹协调机制
国家建立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履行政策制定、制度协调、执法统筹、监督指导等六大职责,从国家层面研判总体形势、部署重大工作。其中,国家监察委员会作为牵头部门,承担日常工作,负责组织协调查处重大案件、开展国际合作;外交、公安、司法、财政、商务、反洗钱、审计、国资、金融监管、网信等多部门按分工协同,形成了 “一牵头、多联动” 的治理格局。
(二)地方与派驻机构的落地执行
省级监察委员会牵头本行政区域反跨境腐败工作,可根据需要建立地方工作机制;各级监委派驻机构按授权开展相关工作,确保治理要求自上而下贯通落地。
(三)全链条的支撑保障体系
草案同时明确了多维度的治理支撑:反洗钱部门负责跨境资金监测与线索移送;审计、财政、税务、海关等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线索及时移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手段整合监督资源,强化精准预警;通过法治宣传、高校科研培养夯实社会基础与人才支撑。这套机制将分散在各部门的跨境监管资源打通,形成了从预防、监测到处置的闭环。
四、执法与国际合作:追逃追赃提速,坚守司法主权
第三章围绕跨境腐败案件办理与国际合作,构建了 “国内执法有力度、国际合作有章法、主权维护有底线” 的制度体系,是草案最具实操性的部分之一。
(一)强化国内执法权限
草案赋予监察机关、公安机关充分的调查权限,包括向有关组织和个人调取证据、对重大案件依法要求外国企业配合;可依法采取限制出境措施防止人员逃匿;可提请海关、移民管理部门提供通关便利,保障办案效率。同时建立举报奖励与保密制度,拓宽线索来源。
(二)全面细化国际司法协助
草案第二十二条以列举方式明确了十二类司法协助事项,涵盖人员查找、资产查询、证言获取、文件调取、勘验搜查、查封扣押、没收返还、文书送达等全流程办案需求,为跨境调查取证提供了明确法律依据。第二十三条同时明确,通过国际合作获取的证据,符合法定要求的可直接作为证据使用,大幅降低了跨境取证的制度成本。
(三)多元化追逃追赃路径
在追逃方面,明确可通过引渡、移管、遣返、境外追诉等多种方式开展合作,织密追逃法网;在追赃方面,可通过执法合作、司法协助、没收程序、责令退赔、主动上交等多种渠道追缴腐败资产,并可与境外机构开展资产返还与分享合作,破解了跨境资产追缴难的痛点。
(四)坚守司法主权底线
草案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非经我国主管机关同意,境外机构不得在我国境内开展反跨境腐败调查,境内主体不得擅自向境外提供证据材料,违者将依法采取阻断措施并追究责任。同时第二十七条设定了司法协助的拒绝情形,对正在调查审理、已过追诉时效等情形可拒绝提供协助,充分体现了平等互惠与主权对等原则。
五、合规入法:跨境经营企业的五项法定义务
草案第四章专门设立 “廉洁合规” 章节,首次以专门立法形式系统规定了从事跨境经营业务企业的廉洁合规义务,将反舞弊合规的行业最佳实践上升为强制性法律要求,是对企业影响最直接的核心内容。
合规制度建设义务
企业需根据规模、业务范围、营收水平制定廉洁合规管理制度,将合规管理贯穿决策、执行、监督全过程。境内企业应当合理设置合规管理部门或岗位,可对境外分支机构制定单独合规制度,派驻廉洁合规专员并明确履职清单。
风险识别与内部举报义务
企业应当开展跨境业务廉洁风险识别评估,完善内部举报机制,对风险及时预警处置;发现涉嫌跨境腐败问题的,必须依法向监察机关或公安机关报案。其中,国有企业需对境外重点岗位、重大资金、重大项目强化防控,采取直派财务负责人、人员轮岗、利益冲突回避等特别措施。
财务会计合规义务
企业需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严禁利用财务手段掩饰、隐瞒跨境腐败行为。境内企业需加强对境外分支机构的财务管理与内部审计,从资金端防范腐败风险。
第三方尽职调查义务
企业需对聘用的第三方机构或个人开展廉洁尽职调查与监督管理,建立风险防范机制,要求第三方遵守企业廉洁准则,严禁通过第三方实施跨境腐败。这一规定直指跨境商业贿赂中 “第三方白手套” 的常见舞弊手法,压实了企业的全链条管理责任。
廉洁教育与文化建设义务
企业应当加强员工廉洁教育,境内企业需对境外分支机构员工开展合规培训,推动廉洁文化建设,从意识层面筑牢反腐防线。
六、责任闭环:分层递进的多元追责体系
草案第五章构建了刑事、行政、政务处分、民事责任、信用惩戒五位一体的法律责任体系,实现了对主体、行为、后果的全覆盖追责,同时设置了明确的从重从轻情节,体现过罚相当与宽严相济。
第一,刑事追责为核心: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守住最严厉的法律底线。 第二,行政处罚为常规手段: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给予行政处罚,同时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 第三,政务处分覆盖公职人员:公职人员实施跨境腐败的,或企业中负有责任的公职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四,民事赔偿责任:造成财产损失或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完善了损害救济渠道。 第五,信用惩戒与从业限制:违法主体记入信用记录,法律法规对从业有限制的从其规定,形成长效约束。
同时,草案明确了四类从重情形(多次实施、再犯、拒退赃、造成严重危害)和五类从轻减轻情形(自动投案、配合调查、主动退赃、检举立功等),引导行为人主动配合调查、积极挽回损失。此外,对拒不配合调查、隐匿毁灭证据,以及企业不履行合规义务、监管人员渎职等行为,也设定了相应法律责任,确保制度长出 “牙齿”。
七、实务启示:企业跨境反舞弊合规的升级方向
《反跨境腐败法》的立法推进,意味着跨境经营企业的廉洁合规已从 “可选项” 变为 “必答题”。对于企业反舞弊与合规工作而言,需从三个方向加快升级:
一是体系化重构跨境合规制度,对照草案要求补齐境外分支机构管理、第三方尽调、跨境财务监管等短板;
二是前置化开展跨境风险排查,针对高风险区域、业务、岗位建立预警处置机制;
三是常态化强化合规能力建设,将合规要求嵌入跨境业务全流程。
从长远来看,这部法律不仅是高悬的反腐利剑,更是企业跨境经营的 “合规指南”。主动拥抱合规、筑牢反舞弊防线,将成为我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反跨境腐败法(草案)》来源:http://www.npc.gov.cn/flcaw/userIndex.html?lid=ff8081819ff541ea01a03d59794f46c9